第61章 茶话交锋

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六月下旬，北平的午后，暑气蒸腾。离北平大学红楼不远的一家清雅茶馆，竹帘低垂，隔绝了街市的喧嚣。雅间内，茶香袅袅，与窗外斑驳的树影、偶尔走过的行人，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的夏日图景。

周杉随孙伏园步入茶馆雅间时，里面已坐了四五人。除刘半农外，还有两位先生是他未见过的。一位年约四十，穿着半旧的长衫，面容清癯温和，戴着一副圆眼镜，手里正翻着一本书，神情专注；另一位略年轻些，约三十出头，面皮白净，穿着浅灰色的纺绸长衫，眼神灵动，正与刘半农低声谈笑。

“来来来，淮山兄，伏园兄，快请坐！”刘半农热情地起身招呼，又指着那位清癯温和的中年人介绍道，“这位是周作人先生，豫才先生的胞弟，如今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，散文写得那叫一个冲淡隽永，我是自愧弗如啊！”

周作人放下书，起身向周杉拱手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：“淮山先生，别来无恙。上次在沪上雁冰兄的茶话会上一别，匆匆数月，不想今日在北平重逢。”

周杉立刻还礼，心中也涌起一丝亲切感：“启明先生，久违了。上次在雁冰兄处聆听先生高论，受益良多。今日能在北平再次得见，实乃幸事。”

刘半农在一旁拍手笑道：“原来二位早已相识！那便更好了，省得我多费口舌介绍。来来来，坐下聊，坐下聊！”

“这位，”刘半农又指向那位白净面皮的年轻人，“是顾颉刚顾先生，别看年轻，学问扎实得很，对古史辨伪有独到见解。他看了你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对里面提及的宋金对峙、全真教等历史背景很感兴趣，非要拉着我问作者是不是懂历史。”

顾颉刚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，也拱手道：“周先生莫怪，实在是你书中细节，如全真七子、王重阳等，虽属小说家言，却隐隐与道藏及野史笔记有所勾连，令人好奇。尤其是‘华山论剑’之设想，将江湖格局与武林争霸，写得颇有几分《战国策》纵横捭阖之气，非寻常演义可比。”

周杉心中微讶，这顾颉刚果然眼光毒辣。《射雕》确实参考了不少宋元史料和道教典籍，虽是虚构，却也力求背景不显荒谬。没想到被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了。

“顾先生过誉了。”周杉谦道，“不过是写小说时，不愿信口开河，胡乱编造，所以翻了些杂书，勉强装点门面罢了。比起顾先生考据精审的学问，实在不值一提。”

众人落座，茶博士奉上香茗，是上好的龙井。茶香清冽，沁人心脾。

孙伏园笑道：“半农兄今日破费了，这龙井可不便宜。”

刘半农摆摆手：“招待淮山兄，自然要好茶。今日不谈俗务，只论风雅，诸位放开谈。”

话题起初围绕周杉的作品展开。周作人温和地问道：“淮山先生，《活着》一书，笔调沉郁悲凉，写尽小人物之苦。然通篇读来，却又不使人绝望，反觉有一种生生不息之力。不知先生在创作时，是如何把握这种‘哀而不伤’的度？”

周杉沉吟片刻，答道：“启明先生问到了关键。我写福贵，写他一生苦难，并非为展览苦难，而是要写他在苦难中如何‘活’下来。他失去一切，但未失去对‘生’的执着。这执着，未必是崇高理想，可能只是为了一口饭，为了身边仅存的人。我想，这便是普通人生命的韧性，也是我们民族能绵延至今的根由。‘哀’在其遭遇，‘不伤’在其内核那股顽强的生之欲。”

周作人微微颔首，眼中露出思索之色：“从平凡处见真章，从苦难中见力量。此等视角，与西方某些自然主义作品一味渲染黑暗，确有不同。受教了。”

顾颉刚则饶有兴致地问起《射雕》中的一些细节，比如丐帮的组织形式是否参考了民间秘密结社，全真教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等等。周杉一一作答，既坦诚某些是艺术虚构，也指出部分确有历史影子。两人一来一往，竟有些相见恨晚之感。

茶过两巡，气氛渐酣。在座还有两位北大的青年教师，一位姓陈，教社会学；一位姓李，教经济学。陈先生扶了扶眼镜，将话题引向了更深也更敏感的方向。

“周先生的小说与文章，我等都拜读过，深感佩服。不过，陈某一孔之见，窃以为先生似乎在两条路上并行不悖——一边是《射雕》、《活着》这样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，一边是《实业救国》这般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章。不知先生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？或者说，在先生心中，通俗文学的教育功能，究竟有多大？与直接的思想启蒙相比，孰轻孰重？”

这个问题一出，雅间里静了一静。刘半农和孙伏园都看向周杉，周作人依旧温和地笑着，顾颉刚则露出感兴趣的神色。这是个颇有挑战性的问题，直接触及了周杉创作的核心理念，也暗含了对“通俗”与“高雅”、“娱乐”与“教化”的经典争论。

周杉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端起茶杯，轻轻吹了吹浮沫，缓缓道：“陈先生这个问题，问得极好。在我看来，这两者并非对立，而是相辅相成，如同鸟之双翼，车之两轮。”

他放下茶杯，继续道：“《射雕》写侠义、写家国，固然是通俗故事，但其中蕴含的‘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’、‘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’等精神，是否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？《活着》写苦难、写坚韧，读者在唏嘘福贵命运的同时，是否也能对自己身处的世道、对底层民众的艰辛，多一分理解与共情？这便是通俗文学的力量——它门槛低，传播广，能在茶余饭后，将一些道理、一些情感，悄无声息地种进读者心里。”

“至于思想启蒙的文章，”周杉话锋一转，“它的作用是直接的、尖锐的，如同手术刀，要切开病灶，指出问题所在。比如《实业救国》，就是要大声疾呼，让更多人看清某些经济现象背后的危机。这两者，一者如春雨，润物无声；一者如惊雷，振聋发聩。时代需要惊雷，也需要春雨。对于广大识字不多、或忙于生计无暇深究理论的普通民众而言，一个好故事带来的触动与思考，有时比一篇深奥的文章更为直接、持久。”

陈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但又追问：“那么，依周先生看，在当前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，是实业救国更为紧迫，还是思想启蒙更为根本？或者说，是办工厂、造机器更能强国，还是开民智、启民心更为要紧？”

这又是一个宏大而尖锐的命题。李老师也插话道：“正是。譬如在上海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，要求增加工资、改善待遇。周先生久居上海，对此有何看法？这究竟是推动实业进步的助力，还是影响生产的麻烦？”

问题越来越具体，也越来越接近现实政治的边缘。周杉感觉到，这场茶会，看似风雅，实则是北平思想界对他的一次“摸底”和“预热”。这里的讨论，与上海商界、文化界更多关注具体实务、商业机会的氛围迥然不同，更重理论辨析、主义之争和意识形态的倾向。

他保持着倾听的姿态，略作思考后，才谨慎开口：“陈先生、李先生的问题，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：我们究竟该如何救国？我以为，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。实业是躯体，思想是灵魂。没有强健的躯体，灵魂无所依附；没有觉醒的灵魂，躯体也只是行尸走肉，容易为人所制。”

“工人要求改善待遇，天经地义。劳动者得其应得，方能安心生产，发挥才智。若一味压榨，看似成本低了，实则挫伤了最根本的生产积极性，也埋下了动荡的种子。关键在于，如何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机制，让劳资双方都能获益，让工厂能够持续发展，工人生活得以改善。这需要智慧，也需要双方的理解与妥协。一味对抗，或一味压制，恐非长久之计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座诸人：“至于孰轻孰重，我想，这或许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而异。在北大的讲坛上，在诸位的讨论中，思想启蒙自然是重中之重。但在上海的工厂里，在长江的轮船上，或许一吨优质的棉纱、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，就是最实在的救国。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位置上，尽其所能，便是贡献。”

他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，而是呈现了一种更复杂、更多元的思考。既不激进地完全站在工人运动一边，也没有为资方张目；既肯定了思想启蒙的根本性，也承认了实业救国的现实紧迫性。这种平衡、务实的态度，让在座几位都有些意外。

周作人轻轻拍了拍手，微笑道：“淮山先生此言，倒是合了中庸之道，不偏不倚，实事求是。救国之事，千头万绪，本就不是一条路、一种方法能走通的。能在自己立足之处，做切实有益之事，便已难得。”

刘半农也笑道：“看来淮山兄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见识也通透。明日演讲，我看是稳了。”

顾颉刚则道：“周先生对历史细节的考究，对我很有启发。改日有空，还想再向先生请教。”

茶会又持续了个把时辰，话题渐渐发散开去，从文学到历史，从时政到趣闻。周杉大多时候在倾听，偶尔发言，也多以提问和探讨的形式，引导他人说出观点，自己则藏锋于钝。

顾颉刚谈起了他正在进行的古史辨伪工作，如何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寻找线索，质疑“三皇五帝”的传统体系。周作人则聊起了他翻译的日本俳句和希腊神话，认为文学之美在于冲淡与自然。刘半农则讲起了他在欧洲留学时的趣闻，以及回国后推广注音字母的种种困难。

周杉静静地听着，偶尔插话问一句：“顾先生，您认为古史辨伪对当下社会有何意义？”或者“启明先生，您认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，是否能为中国文学提供借鉴？”

他敏锐地感觉到，北平的思想圈子里，派系与主义的痕迹很重。同样是推崇新文化，胡适、周作人等人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与学术研究，而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则言辞更为激烈，主张彻底打倒旧文化。同样是关注社会，有人主张实业救国，有人主张教育救国，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，认为只有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救中国。对于具体路径的看法，更是大相径庭，甚至针锋相对。

这与他熟悉的上海很不一样。上海更务实，更看重实效和利益；而这里，更看重理念和旗帜。在这里，思想的碰撞更直接，也更危险。

茶会结束时，已是夕阳西下。众人拱手作别。周作人临别前，对周杉温和地说：“家兄对淮山先生颇为欣赏，或会邀先生一叙。先生若有暇，不妨期待。”

周杉心中一动，郑重道：“豫才先生若肯赐见，杉必扫榻以待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孙伏园低声道：“今日茶会，淮山兄应对得宜。陈、李二位，观点算是比较温和的。明日大礼堂，人更多，成分更杂，难免会有更尖锐的提问，甚至有人故意发难。兄还需有所准备。”

周杉点点头，望着车窗外渐渐笼罩在暮色中的北平城。青灰色的城墙轮廓在夕阳余晖中显得格外厚重。他知道，真正的考验，在明天。那将不是小范围的茶会交锋，而是面对数百上千双眼睛的公开演说。他必须将自己的思考，清晰、有力、又不失分寸地表达出来。

“伏园兄放心，”周杉平静地说，“该说的，想说的，我心中已有定见。至于听者如何想，便是各人有各人的缘法了。”

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沉稳的力量。孙伏园看了他一眼，心中稍安。这位来自上海的作家，似乎比他预想的更加从容和坚定。

夜晚，周杉在住处再次梳理演讲提纲。窗外传来隐约的市声，远处似乎还有学生集会唱歌的声音，那是《卿云歌》的调子。这座古城，在沉静的夜色下，涌动着青春的、不安的、渴望改变的热流。

明天，他将站上那个讲台，将自己的声音，汇入这股洪流之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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