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章 长江之忧
人祸已远,天灾又至。
1954年4月,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提前启动汛期战备。各种迹象预示当年遭遇特大洪水的可能性极大。
长江流域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严阵以待,开始汛前工程检查和汛前动员。
丽县水利科(那时还没有水利局,水利科是县政府下属的职能科室)一把手叶科长紧急召开全科干部职工大会,神情严肃:“4月长江流域即出现气候异常,雨季显著提前、降雨偏多偏强、水位异常骤涨。水文气象部门已捕捉到信号并启动预警,这是今年全流域特大洪水的早期征兆。”
丽县这个水窝窝里的水利科长不好当。每到汛期,科长的心就悬起来,从4月到9月,过得提心吊胆,寝食难安。尤其是今年,一次次收到的雨水警报,让他知道又得打一场硬仗。科长的位子不保都是小事,确保丽县近70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才是大事,是他和全科干部职工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为了引起全科干部职工的高度重视,科长翻出文件夹里的几份雨水情报,读了一遍,多个“异常”字眼让听者胆战心惊:
“降雨与雨季异常:雨季提前约1个月,鄱阳湖水系、江南南部、江西北部4月即出现大雨-暴雨,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%-80%。”
“连绵阴雨持续异常:长江中下游4月雨日占比超 60%,湖北黄石、江西九江等站4月雨量达250-350毫米,为同期均值的 1.8-2.2倍。”
“水位与径流异常:武汉关水位:3月底约 14米,4月骤涨 7米,达 21米以上,打破历史同期水位纪录,汉口站 4月径流量较常年偏多 60%。”
“强对流与冷空气异常:4月 30日广西百色遭大风、冰雹袭击,冰雹最大直径 35厘米,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。
“江淮地区出现‘倒春寒’,安徽等地冬小麦受冻面积达 80%,部分地区出现罕见 4月降雪。”
警报如战令,全科干部职工如临大敌。此刻,叶科长清楚,这场异常梅雨引发的警报绝非普通汛情,而是对新中国成立仅五年来长江治理成果的一次极大的考验,更是对这条与黄河并称中华民族“双摇篮”的河流千年水患与治理历史的一次沉重叩问。
责任重大,叶科长不敢有半点马虎,开完会赶紧给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。
县里立马成立了临时防汛指挥部,由乡镇干部、技术骨干、村干部组成,负责辖区内堤垸防守、水利设施抢险等工作。并从常宁专区农林科的水利组(那时常宁市还未设水利局)请来蔡姓专家进行防汛抢险知识培训。蔡专家进行技术培训前,先普及了一下长江水患与治理情况:
“长江的水患,由来已久。翻开史册,这条全长6300余公里的大河,自远古时期便以“狂暴”姿态频繁侵扰两岸人民。长江水患的治理,经历了古代零星治理、近代初步规划、现代系统治理三个阶段: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楚国在今湖北地区修筑云梦泽堤防,利用湖泊调蓄洪水;战国末期,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岷江流域,水患常年肆虐,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,通过科学分水和泄洪设计,驯服岷江水患,成为古代长江流域治理的典范。
此后,汉、唐、宋等朝代持续加固长江中下游堤防,尤其是荆江段,(即我们所处堤段),因河道蜿蜒、洪水频发,历代均将其作为治理重点,逐步形成荆江大堤的雏形。北宋天圣年间,荆江段发生特大洪水,堤防多处溃决,江汉平原大片农田被淹。此次灾情后,官府下令加固荆江大堤,将堤高增至3米有余,并在堤身外侧铺设块石防护,这是荆江大堤第一次系统性加固。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,这些堤防多为沙土填筑,防水性差,堤身低矮单薄,防洪能力极为有限。
明清时期,长江水患愈发频繁,治理力度也随之加大。长江堤防体系进一步完善,万历年间,水利专家潘季驯出任总理河道,在他的主持下,荆江大堤进一步加固延长,形成了连续的堤防体系,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。
但晚清以后,战乱频繁,朝廷无暇顾及水利建设,长江堤防年久失修,水患再度加剧。1870年,长江上游发生特大洪水,荆江大堤多处溃决,洪水直扑江汉平原,仅湖北监利一地便死亡十余万人,灾情之惨烈震惊朝野。
近代以来,长江治理进入了从局部治理向系统规划转变的探索期,但战乱与资金短缺让多数规划沦为空谈。1931年,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,长江中下游堤防大面积溃决,江苏等四省受灾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,受灾人口超2800万,死亡人数逾40万。1935年,长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,荆江段堤防溃决,汉江中下游一片泽国,死亡人数超14万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,长江治理面临的是一副残破不堪的烂摊子。历经多年战乱,长江中下游堤防近乎崩溃,荆江大堤堤高仅4-6米,堤身多为沙土填筑,多处存在溃口隐患;洞庭湖、因长期围垦造田,调蓄洪水能力大幅下降;流域内几乎没有大型水利枢纽。当时,长江流域的防洪标准不足3-5年一遇,水患成为威胁两岸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隐患。
新中国成立后,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治理工作,将防洪作为首要任务。1950年,政务院批准实施荆江分洪工程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第一个大型防洪工程。工程历时两年建成,在荆江大堤东侧修建了面积达921平方公里的分洪区,可蓄洪54亿立方米,极大提升了荆江段的防洪能力。与此同时,沿江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堤防加固工程,组织数百万民夫对长江干支流堤防进行加高、培厚、护坡,仅1950年至1953年,就完成堤防加固长度超1万公里。此外,水利部门还加强了水文观测网络建设,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增设了数十个水文观测站,初步建立起洪水预报体系。”
蔡专家讲到这里,参训人员都松了一口气,侥幸觉得依赖荆江分洪及解放以来的堤防加固工程,以及建设起来的洪水预报体系,长江洪水也不是完全不可控。
只有蔡专家心里明白,这时荆江段堤防仅能抵御约10年一遇洪水,若遇100年一遇的洪水,因堤身单薄、隐患较多,到时不但有出现散浸、管涌、漏洞、滑坡(脱坡)、跌窝、等险情的风险,还将有更可怕的全线漫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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